2014年8月5日 星期二

嘉央诺布:《 绵羊辩证法》



作者:嘉央诺布
翻译:更桑东智
原文网址:
http://www.jamyangnorbu.com/blog/2014/06/26/the-dialectics-of-being-sheep/


埃里瓦拉赫(Eli Wallach)和克林特伊斯特伍德(Clint Eastwood)在电影《黄金三镖客》(The Good, the Bad and the Ugly1966)中


好莱坞性格演员埃里•瓦拉赫(Eli Wallach)本周二(2014年6月24日——译者注)去世,享年98岁。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在大吉岭(Darjeeling)看过很多他的经典西部片:《西部开拓史》(How the West was Won),《麦肯纳淘金记》(Mackenna’s Gold),《黄金三镖客》(The Good, the Bad and the Ugly ),还有我最喜欢的《豪勇七蛟龙》(The Magnificent Seven)。他总是出演坏蛋,但总是那种滑稽、肮脏、邋遢和让人过目不忘的坏蛋。他还有不少经典桥段。在《黄金三镖客》中,他洗澡的时候遭到对手的暗算,这名对手长篇大论地讲为何要杀他。埃里•瓦拉赫在肥皂泡沫下面藏着一只手枪,一枪撂倒了对手。他临走的时候说,“要开枪就开,别废话。”
我提到的最后一部电影《豪勇七蛟龙》是一部被低估的经典。它或许不是黑泽明(Kurosawa)的《七武士》(The Seven Samurai)那样的不朽影片。不过这部改编自《七武士》的电影中,有一段非常耐人寻味的对话。埃里•瓦拉赫扮演的墨西哥匪首卡尔维拉(Calvera),对保护那座墨西哥村庄的“七蛟龙”首领克里斯(尤•伯连纳扮演)解释为何要抢劫那些村民:“如果上帝没打算让他们被人修剪,那么就不会让他们成为绵羊。”
这让人不禁想到图伯特现代史中经历的一个“绵羊时刻”。
所有博巴都听过那个中国人1950年发动侵略时发生的故事,一位噶厦秘书通过电台得到了来自昌都图伯特军队指挥部的通知,据说他只是回复说,不能打扰噶厦,因为他们正在举办一年一度的聚会(或是野餐)。好吧,这样确实不好,不过后来我估计就再也没有人愿意来打扰这场愉快的聚会了。实际上还有另外一个更加丢人的事件导致了这个转变,这起事件清楚了揭示了当时图伯特领导层大多数人内心普遍存在的“绵羊心态”。
部署在金沙江前线的图伯特部队全都没有电台,因而尽管一直在担心,但是中国人发动第一波进攻的消息在五天之后才传到昌都军事指挥部。Karchung将军派出的通讯兵在1011日午夜前筋疲力尽地骑马赶到了昌都总督官邸。阿沛立即通知了在拉萨的噶厦。1012日晚,拉萨电台在下午五点开始播音,并用英语、博语和汉语播报新闻,但是其中没有提到中国人的入侵。我们的电台主管罗伯特•福特(Robert Ford)和其他在昌都的官员都感到非常震惊和灰心丧气,而之前他们一直在焦急地等待着拉萨发出有关公告。第二天和第三天,拉萨电台依然是一片死寂。对于拉萨方面的沉默,福特感到非常费解,后来他在《图伯特被俘记》(Captured in Tibet 1957)一书中写道:
如果拉萨政府曾打算进行一些象征性的抵抗然后设法求和,那么它的行为还更加容易理解一些。但是,当时并没有采取任何类似的行动。抵抗是实实在在的……从来没有任何有关投降的问题。我只能认为这是一个习惯问题。拉萨政府非常习惯于执行这样一种政策——不说任何可能冒犯或是触怒中国人的话——以至于事态已经和触怒毫无关系的时候,依然在秉持这一政策。它还在试图避免一场已经爆发的战争。
如果你认为绵羊式的行为乏善可陈,那么我们当前领导人又是何种心态呢?假装过去的65年没有发生过任何可怕的事情,汉人是“我们的兄弟姐妹”,我们所需要做的所有的事情就是不要提起图伯特独立或民主话题,禁止所有流亡团体和组织抗议北京,然后中国就一定会前来邀请我们去北京参加另外一轮会谈(该是26轮了吧?),或者批准尊者前往五台山朝圣,为了这个目的很多流亡官员和中国知识分子朋友们已经鞠躬尽瘁、殚精竭虑。
这是比绵羊行为更加糟糕的死绵羊行为。中国最伟大的现代作家鲁迅曾经撰写一篇又一篇的文章,对中国民众的绵羊般的特性扼腕叹息,并且在一篇杂文中指出——或许有一种办法能让即便如此顽固的特性得到根本性的转变:
君子若曰:“羊总是羊,不成了一长串顺从地走,还有什么别的法子呢?君不见夫猪乎?拖延着、逃着、喊着、奔突着,终于也还是被捉到非去不可的地方去,那些暴动,不过是空费力气而已矣。”
这是说:虽死也应该如羊,使天下太平,彼此省力。
这计划当然是很妥帖,大可佩服的。然而,君不见夫野猪乎?它以两个牙,使老猎人也不免退避。这牙,只要猪脱出了牧豕奴所造的猪圈,走入山野,不久就会长出来。(《一点比喻》,收于《华盖集续编》——译者注)
对于生活在自由世界所有博巴们而言,现在是时候长出这样的獠牙或是其他一些东西了。在过去的最近几年,我所认识的流亡社区的差不多每一个人(包括外国支持者)都似乎钻进了个人的小天地,唯恐被人指责为“伤害了达赖喇嘛的感情”,或者“导致尊者仅仅会活到108岁,而不是原本打算的113岁”(边巴次仁语),或是被指责为隐藏的雄天(Shugden)支持者。我本人在田纳西的群山中过着相对平和而离群索居的生活,因而我不应该对我的朋友们说三道四,他们或许就生活在某些绛红色的阿亚图拉(ayatollah)或是原教旨主义的莽汉身边。这个任务或许最好还是交给特立独行的鲁迅先生:
 “世上如果真还有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先该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忽然想到56》,《华盖集》——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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