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4月16日 星期三

嘉央诺布:《擄尸者: 圖伯特社會由來已久的恐懼與迷信(第一部分)》


作者:嘉央诺布(Jamyang Norbu
翻译:更桑东智(Kalsang Dhondup
选自:《影子图伯特》(SHADOW  TIBET

1976年季風季節的一個陰沉沉的早晨,小城摩洛甘濟(McLeod Ganj),或者說至少是其中的博巴聚居部分,經歷了一場怪誕的动荡。這件事讓所有人都跑到了那個狹窄的巴士停車場,這個地方通常也兼做市鎮廣場,每到圖伯特新年的時候,多巴(Toepa,西部博巴)男男女女會來這里表演類似于納瓦霍人(Navaho)的圓圈舞蹈,隨著低沉的鼓点踢踏起舞。不過那個早晨聚集在巴士停車場的人群可不是為了搞什么慶祝活動,女人們就像那些專事吊喪的漢人一樣聲嘶力竭地嚎啕大哭,男人們像瘋子一樣東奔西走大喊大叫。
出現這些騷動的原因并非是什么客觀因素,比如地震(這個地區時常發生),也不是其他的社會或政治原因,比如幾年前發生的社區騷亂。心理學家或許會說,這種現象是源自博巴心靈中陰暗和無法觸及的部分(借用了佛洛伊德理論中有關本我的定義)。我唯一能馬上想到的與此類似的事件,是中世紀的歐洲在黑死病發生之后,在很多城鎮鄉村出現的舞蹈狂熱癥 dancing mania)。
在博巴們當中,有關前往印度大平原旅行,過去曾有一種最為廣泛和歷久不衰的恐懼癥——有人會誘拐他們并從他們身上榨取人油。有一位來自哲蚌寺的格西(佛學博士)曾經向我解釋了提取過程,當時我們倆剛從噶倫堡(Kalimpong)到達西里古里(Siliguri)。格西啦是一位五十來歲身體壯實的人,從傳統意義上講非常博學,而且思想相當開明。
我們坐上了一輛人力車,車夫是一位瘦骨嶙峋兩腮深陷的人,他蹬車送我們去賈爾派古里(Jalpaiguri)火車站。格西啦顯得局促不安,他轉過頭問我是否聽說過在這個地方有人榨取人油。我堅持認為,那些古老的故事都是荒誕而沒有任何證據的。但是,他依然疑慮重重,而且似乎認為我的態度不但漫不經心而且危險幼稚。格西啦耐心地給我詳盡解釋。
聽起來似乎是,在所有誘拐人口榨取人油的案件中,受害人一開始都是被某種放進飲料或香煙中的藥物搞得身不由己。他或者她然后會被帶到某一個荒僻的庫房或窩棚里,在然后被扒得精光吊在房梁上,下面點著一堆小火。慢慢地,尸體就會——就像烤豬一樣——始滴油,然后下面有一個盤接住油脂,然后等等。
后來從我的一個叔叔那里了解到,這種“人油恐慌”在“二戰”期間在博巴中間相當盛行。當時,有數量空前的圖伯特商販馬幫前往印度采購各種消費品銷往中國西南地區——順便說一下,這些買賣利潤巨大——當時,被圍困的國民黨政府正在奮力抵抗日本人。博巴們似乎相信,人油是盟國一種神奇療傷藥物中的關鍵成分。這個故事中一個有意思的地方是說,當時出于有利于戰爭考慮,官方對這類誘拐行為采取了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的態度。
甚至作為難民安頓在印度之后,博巴們也從來沒有完全丟掉他們對人油榨取者的恐懼,一個人或許會時不時地在和老一輩聊天聽到有關的故事。在甘地夫人實施“緊急狀態”期間,這個故事在達蘭薩拉更是令人吃驚地死灰復燃。這種復蘇不知道是否由于當時不良的政治氣候和各種謠言,但是后來發生在達蘭薩拉的事情似乎在某種程度上超出了那個國家當時的緊張氣氛。
在摩洛甘濟從總體上講,有關人油問題的各種流言蜚語主要來自三個不同渠道。來自于(桑珠的)“瘋馬面館”的觀點傾向于認為印度新航母是由人油驅動的。而在“可可淖爾餐廳”流行的有關核的觀點是,大家眾口一詞地認同一個理論——人油是印度最近,同時也是第一次核試驗成功的關鍵因素。在“最后機遇茶館”( Last Chance Tea Shop)的談話是最沒有想象力的,談論范圍從來沒有超越猶猶豫豫地猜測人油是印度飛機(namdru)的燃料。
那段時間,甘地夫人正在推行多少有點嚴苛的計劃生育政策,坊間盛傳,一些過分熱心的政府官員為了完成人口控制指標而在整個印度人社區進行強制絕育。在圖伯特流亡社區,這些傳言和古老的人油故事混合在一起,使得人們越來越偏執地認為誘拐人口提取人油的行為是政府唆使的。有關綁架的謠言不僅開始四處擴散,而且編造出來很多細節,繪聲繪影如同確有其事。其中一個謠言是,綁架者總是開著插有一面紅旗的吉普車,这当然是换一种方式在说,车里的人不是警察便是当地官员。
后来有一天,就在摩洛甘济镇子外面发生了一场小骚乱,某种程度上成为了我在本文开始时提到的那场“怪诞动荡”的前奏。一位僧人从镇子步行去图伯特儿童村,他在路上碰到了一群印度人。每年的那个时候,达兰萨拉到处都是前来朝拜周边印度教圣地的朝圣者。这些朝圣者通常会缠着红色的发带,或是举着红旗,作为他们信仰的标识。这群与众不同的印度人在从摩洛甘济到TCV的路上,(用印度朝圣者喧闹而热烈的方式)向着山下公路上的一些朋友又是喊叫又是呼哨。那位身材有些肥胖的僧人,想到了最坏的可能性一路逃回摩洛甘济,并且上气不接下气地讲述了他见到红旗和险些被绑架的经历。他的讲述立刻传遍了整个城镇,到处都人心惶惶。
两天以后,天气有些多云,我正在巴士停车场的一个气枪摊子附近闲逛,这个摊位刚好位于两条公路的交口,一条通往图伯特儿童村,另一条通往附近福赛斯集市(Forsyth Bazaar)所在的村庄,然后延伸到下达兰萨拉。我正和摊主聊天的时候,几位住在福赛斯集市的博巴从旁边经过。有一位摩洛甘济的博巴向他们打招呼。他们之间接下来的对话差不多是这样的:
摩:嗨,你们都去哪儿?
1:我们回福赛斯集市。
摩(郑重其事地):你们最好小心点。最近可有人被拐走。要是碰到挂红布的吉普车开过来,你们可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
1:我们也听说了一些。
2(忧心忡忡地):我们最好赶紧回去,孩子们还在家里。
摩:赶紧吧。有一个人说今天早晨在福赛斯集市有一辆坐满印度人的吉普车。他想,那辆吉普车的前面或许还有一面红旗。
那群住在福赛斯集市的人匆匆忙忙地沿着公路走下去。那位摩洛甘济的博巴则赶去大街上。我不敢确定是不是他,刚刚没过一会儿,只听得一声惊叫“我们的孩子呢?”另外一个声音参加进来,“孩子们被拐走了!”然后,真正的混乱开始了。
在令人吃惊的短短的一点时间,巴士停车场便挤满了惊恐万状的博巴。女人们是最为嘈杂的,她们对男人们喊叫着,让他们干这个干那个,呼天抢地仿佛世界末日。男人们则一边东奔西跑,一边恶言咒骂。我特别记得其中一位, 这位仁兄自以为了不起可是又头脑简单。我的这位朋友被人们开玩笑地称为“东曲”( dhonchoe,达赖喇嘛私人代表的正式称呼),因为他热衷于在公开集会上到处张罗,看上去忙碌不堪而且重任在身。那天他在大街上跑上跑下,手中挥舞着一把样式怪异的图伯特长刀,口中同时恶狠狠地叫喊着:“他们在哪儿?他们在哪儿?”
人群中有几位女嬉皮士和几位老阿妈,她们都在失声痛哭。一位老奶奶怀抱着一只叫个不停的小狮子狗,增加增添了嘈杂的气氛。一个我认识的脑子缺弦的德国女孩认出了我,跑过来哭喊着“救救孩子们!救救他们!”
我恐怕当时笑出了声。人群里有些人转头对我说,“你怎么笑得出来?……我们的孩子……被拐走了……”等等。
我试图解释他们是何等的荒谬,但是根本于事无补。所幸,适时发生了一件分散大家注意力的事情——某位头脑还算清醒的人建议人们去查看一下当地的走读学校,摩洛甘济的幼童都在那里上学。所有人都沿着街道冲向那所仅有两间房子的小学校。那位年长的僧人老师被粗暴地从午睡中惊醒。他之前已经给孩子们放了假,绝大多数孩子们都已经出去玩了。最终,孩子们召集到了一起。事实上,他们当中很多人就一直在人群当中大喊大叫自得其乐。
年龄大些的孩子都在几英里之外图伯特儿童村的学校上学。人群中一位自封的领袖——当地的一个智力和人品都非常不堪的政客——然后带着大家前往图伯特妇女手工艺中心(Tibetan Women's Handicraft Centre),那里有一部电话。他们给TCV的校长打电话并且要求他立即检查有没有摩洛甘济的学生失踪。经过漫长的争执,这位校长终于让打电话的人相信所有的孩子们都在学校……但是我们的这位“代表”依然没完没了,他开始吵吵嚷嚷地要求TCV提供汽车并护送镇子上的孩子们放学回家。校长当时就挂断了电话。
那天晚上,一大帮武装到牙齿的父母护卫队去学校把孩子接回家。人们还为未来几天的护送任务绘制了执勤表,两三个摩洛甘济的男子,配备刀子和棍棒,负责陪同孩子们上下学。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人们对这项工作感到疲劳了,也或许他们渐渐明白了从一开始就不存在什么威胁——因为护送中断了,而孩子们像以往一样自己上学,自由自在、无人陪伴。
我当时并没有觉得这个事件有任何重要意义。我以为随着教育和融入现代社会,这样的弱点在我们的社会中会逐渐消失。这已经是20年以前的事情了,而我们似乎每年都在倒退。  1925年,在田纳西州著名的“斯科普斯猴子审判”( Scopes " Monkey" trial)一案的开庭陈述中,克拉伦斯·丹诺Clarence Darrow)警告说:“我们正在大踏步地退回十六世纪的光荣岁月——冥顽不化的盲信者点燃柴把,烧死那些给人们的思想中带来智慧、觉悟和文化的人。”在达兰萨拉,我们还没有烧死谁,但是有证据表明我们正在往那个方向发展。
1996年,有一个人受到一帮达兰萨拉暴民的攻击。幸亏印度警察及时赶到,他才只是挨了一顿打而没有受到其他更加严重的伤害。他犯了什么罪吗?有一次在棚子里躲避一场暴雨的时候(又是一个季风季节),他开玩笑地说,即便是达赖喇嘛也拿达兰萨拉的雨水没办法。他的风言风语飘过了一位老阿妈的耳朵,这位老阿妈于是拉响了警报。同样在去年(1998年)的季风季节,发生了另一场小“骚动”。一群节假日的游客深夜离开Mc'llo啤酒吧,结果受到了一帮睡眼惺忪、衣衫不整(但是配备了刀子和棍棒)的博巴们的“款待”——他们当时正稀里糊涂地游荡在摩洛甘济的大街上。他们半夜醒来是为了击退他们以为会发生的雄天信徒的进犯。
随着现代工业和技术文明的进展或其他外部冲击而遭遇破坏的传统社会,总是不约而同地寻求利用魔法、迷信和原教旨主义作为问题的解决之道。这种现象并非绝无仅有的个例。每个遭遇类似威胁的社会或许采取各自不同的应对方法,但时常会出现一些有趣的巧合。
1987年的冬天,作家尼可拉斯·莎士比亚Nicholas Shakespeare)在秘鲁的阿亚库乔(Ayacucho)旅行时,他在当地的印第安人中间碰到了一种普遍的信仰,令人震惊地类似于博巴们的人油恐惧。印第安人相信,一个名叫皮斯塔克(Pishtaco)的恶人从印第安受害者身上提炼“人油”( human grease)。而实际上,莎士比亚自己就几乎被当地人怀疑为一个“皮斯塔克”,不明不白地遭遇了一些不愉快。
最后,在当地报纸《Ahora!》上,他读到一篇文章《恐怖笼罩下的阿亚库乔》(Ayacucho lives in terror)。在这篇文章中,他了解到“皮斯塔克是一个高个子外国白人,白天睡觉,喝很多牛奶而且在外套里面带着一把长刀。他用这把刀砍杀印第安人。他剁下他们的头颅和四肢,留下他们的躯干提取人油来润滑他的机器。欧洲工业革命时期就曾经用可怜的印第安人的油脂来润滑机器。后来的越南战争和朝鲜战争时期也一样。而挑战者号航天飞机之所以爆炸,就是因为缺少这种‘人油’”。( "In Pursuit of Guzman," in The Best of Granta Travel
莎士比亚还获悉了上一个造访阿亚库乔的白人的遭遇。“他受到一群人的袭击。他的头被石头杂碎,因为皮斯塔克不怕枪击。他的眼睛被人们用手抠出来。他的尸体被拉着穿过城镇,直到露出白骨。”而这位白人其实只是一名旅行推销员。
说到皮斯塔克,早在1571年,就有人提到印第安人相信,从印第安人身上提取的一种油膏被送往西班牙,去治疗一种在那里无药可治的疾病。一位大学讲师对莎士比亚说,这种迷思其实是印第安人用自己的方式解释西班牙人的统治,当前出现的情况是一种自发行为,并非是有组织的行动:当地社会因为受到军方和“光辉道路”( Sendero,毛泽东主义的游击队,自称智利共产党)的双重打压,而变得仇视一切。
在地球的另外一端,还有另外一群遭遇类似威胁的人们试图通过一种不恰当的源自传统世界观的方法,来理解现代技术和物质主义的无情推进。《林间异侣》(Stranger in the Forest)一书的作者埃里克·汉森(Eric Hansen)在徒步穿越婆罗洲(Borneo,加里曼丹岛的旧称)时,被误以为是“巴厘萨冷”(bali saleng当地人心目中的一种林中鬼怪),或是为海岸边的建筑项目搜集血液祭品的人。“巴厘萨冷”有一双特别的弹簧鞋,能让他一跃而达4米高、10米远。它能在空中远距离快速弹跳,突然将人抓走。它用藤条将受害者绑住,然后一把小刀和一个橡胶泵从受害者的手腕或脚部抽取血液。汉森在丛林里受到村民的攻击,险些丧命。村民们在他的背包中搜寻弹簧鞋和橡胶泵,但一无所获,无奈之下才将他放走。


September 1999

High Asia Jour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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