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2年1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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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雕塑《自焚》，作者：裘德•特纳（Jud Turner），作于2012年4月 |
自焚人数正在以令人心忧的指数级速度增长，但这场危机却逐步陷入僵局。既看不到任何变化的希望，也得不到国外媒体和政府的关注，越来越多图伯特境外的人士对这种抗议方式的效果表达了疑虑，并且担心宝贵的生命会白白地牺牲掉。
但是，如果仅仅用得到多少海外关注来衡量这场挑战中国的抗议行动是否成功，那便大错特错了。如果持有这种看法，那么这些行动产生的国内影响就毫无价值，而丹珍措（Tamdrin Tso）自焚之后在热贡（即青海省同仁县）发生的数千学生参加的示威游行也毫无意义。正如2012年1月14日在安多阿坝自焚的洛桑嘉央（Lobsang Jamyang）的表弟在最近所说的，这些行动的价值要在图伯特境内进行评价：
“我们的抗议，尤其有关自焚的新闻似乎都如同泥牛入海了无反响。但事实并非如此，人们对图伯特的抗议行动并非充耳不闻、视而不见。……图伯特自焚事件在图伯特境内产生的冲击是难以估量的。”
如果我们认为那些自焚者主要为了满足外国人的胃口，那么这些行为或许可以认为是失败的。但是，很多迹象趋向于证明这样的解读是难以自圆其说的：图伯特境内的博巴可能并没有指望华盛顿或布鲁塞尔，而流亡图伯特领导人的反应则很有可能要对目前这要命的僵局承担责任，并对自焚事件的增加或减少产生直接影响。
我相信没有能够很好处理当前危机是以下两个因素导致的结果：第一，对自焚者目的和诉求缺乏正确评估；第二，流亡政府的反应过于谨小慎微。对于绝大多数海外博巴和他们的支持者而言，总体上的感觉是图伯特境内的博巴自焚是为了敦促国际社会仗义执言，谴责中国当前在图伯特实施的打压政策。毫不令人吃惊，这样的思路会让评论者疑惑：为什么穆罕默德•布瓦吉吉（Mohamed
Bouazizi）的自焚能成功地推翻突尼斯政权，而图伯特超过70次的自焚却没有在世界上产生什么影响？
分析26岁的穆罕默德•布瓦吉吉自焚案刚好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他的自焚（只是阿拉伯之春前诸多自焚事件中的第一起）并没有当即导致外国政府支持突尼斯革命——突尼斯政权是大多数西方资本的盟友——但是自焚反映了突尼斯民众的不满和绝望，他们置恐惧于度外，勇敢的走上街头反对他们的领导人。突尼斯革命并非个案：发生在世界任何地方的自焚事件，它们首先影响到的都是相关的民众团体，而非外国政府。指望大批博巴的可怕的牺牲会打动世界领袖并进而采取坚决行动纯属痴人说梦。除非海外的博巴们真正提高自己的斗争目标，否则不用期望会有国际介入，也不会有联合国决议。
但是，对图伯特的自焚事件没有产生国际影响的原因感到疑惑本身也是误读了自焚者所传达的讯息。除了2012年10月4日在那曲自焚的43岁作家古珠（Gudrub）——他曾经写下“中立的全球民众请坚持正义”，在被占领的图伯特没有任何自焚者直接或间接地要求得到国际支持——至少就我们目前所知是这样。1987年以来，图伯特经常对联合国或是来访的外交使团发出呼吁。这并非什么闻所未闻的事情。但这一次，没有人提到外界帮助。我们所了解的所有的讯息都是呼吁图伯特的民族团结。这些发出呼吁的人恳请他们的同胞要做骄傲的博巴，要为图伯特的自由而努力。所有这些呼吁都是在反对和反抗中国的暴政，并没有祈求外国支持。
导致目前僵局的第二个因素——也是迄今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是达兰萨拉所采取的过度谨慎的态度。一个政府的反应应该和一场国家危机或灾难的强度相适应。就图伯特抗议所采取的极端方式和中国政府残酷的应对手段而言，采取谨小慎微和自我保全的态度肯定是不恰当的。然而，完全违背基本常识的是，洛桑森格的政府却要求人们坚持“中间道路政策”维持现状，维持这个令人惊恐的罪恶的现状。
自危机开始以来，达兰萨拉的作为就如同它不了解自焚的范围以及在图伯特境内所造成的影响。它一如既往地对自焚者的独立诉求置若罔闻，同时还固执地坚持遵循三十多年前开始执行而至今一无所获的政策。从这一点上看，洛桑森格的政府誓言“实现图伯特境内博巴的愿望”就显得非常的滑稽可笑——它实际上一直想方设法达成的自治很明显并非人们之所愿。这就是他在竞选中所承诺的改变。
更为难以理解的是达兰萨拉从来没有试图利用自焚的危机来重新检视自己的策略并抬高与北京对话的筹码。如果这样的机会都不把握，那么还要等到何时才会调整政策？同样的情况出现在2008年，当时全世界的眼光都投向中国，投向北京奥运会，投向图伯特各地爆发的抗议行动——或是后来达赖喇嘛的特使们辞职的时候——图伯特流亡政府却令人痛心地没有向世人展示出在这些情况下应该具备的领导能力。变革的时机已经成熟，但是图伯特领导人依然坚持倡导调和——尽管所有的证据都证明这只是一厢情愿，同时还拒绝承认北京方面除非迫于严重的挑战，否则是不会在谈判桌边坐下的。
不幸的是，达兰萨拉的固执是有代价的，每件事情都表明固守既有政策似乎对自焚有明显的影响。下面的图表用累计的方式显示了2011年8月以来自焚事件的时间线。为了说明本文的目的并分析是否存在一种相互之间的关联，重大事件在时间线上都有所标注。
尽管仅仅从如此有限的数据上就直接得出结论是相当轻率而不可靠的，但是依然可以从中看出让人震惊的平行关联性。从危机开始以来，有四个没有发生自焚的时期值得关注（在图表中以蓝色标注）：有三个时期持续时间超过了一个月，另一次则持续了24天。引人注目的是，这四次间歇的出现似乎并非偶然：每一次间歇都与某件特定的事件相关。
第一次间歇是从2011年11月11日到2012年1月5日：在56天时间里只出现了一起自焚。这次自焚发生在噶玛巴敦促停止自焚，以及达赖喇嘛在BBC发表对这种牺牲的质疑之后的两天。而这次间歇的开始也刚好是在两起境外自焚发生后的两天。还不能确定两位宗教领袖的呼吁或是发生在境外的抗议产生了何种影响，但是在随后的8周里无人自焚。（不过，今年秋天，噶玛巴的第二次吁请对抗议行动没有产生影响。）这个阶段的间歇结束于在菩提伽耶举办的时轮灌顶法会。洛桑森格宣布博巴已经“准备好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举行谈判”之后自焚重新出现，在短短9天时间里发生了4起。
第二个间歇要短得多，出现在2012年的1月至2月，仅仅持续了24天。这次间歇的开始似乎并非重要事件所引起。但是在2月8日，“全球为图伯特守夜”（Global Vigil
for Tibet）活动开始的那一天，这次短暂的间歇以一种惨烈的方式结束了。
而第三和第四次间歇则精准地与在达兰萨拉召开的第二届特别大会呼吁“讨论应对当前图伯特危机的办法”相关联。这两次间歇中的前一次开始于4月20日，在大会正式召开的3天之后。这次间歇结束了图伯特前所未见的一次自焚最高峰：在72天里发生了21起自焚。间歇持续了37天，其间没有发生任何一起自焚。由于无法确定的原因，5月27日，在庆祝“萨嘎达瓦”期间，自焚重新出现，虽然发生频率要低于以往。从此时到93天之后第四次间歇的开始，有16位博巴自焚。
最后一次间歇出现的原因相当费解。这次间歇结束于特别大会闭幕之后的一天，来自26个国家的四百名博巴代表徒劳地呼吁图伯特境内的博巴不要采取“过激行为”。在8月底的时候，出于对大会结果的预期，自焚抗议看上去终于停息了。然而，人们一旦明了没有任何政策变化，自焚又以更高的强度重新开始。在会议结束之后的一个月，根本不理睬代表们的呼吁，在图伯特境内出现了12起自焚事件。回顾最近几天发生的事件，自焚抗议没有出现任何可能减少的征兆。
总之，如果这份图表是可信的，我们可以看到，流亡领袖对事件的积极应对或缺乏引导直接影响到自焚事件的峰值和间歇期。达兰萨拉越是谨言慎行，自焚事件出现得越多。没有任何最初标注在图表上的其他事件显示出与自焚抗议时间线之间的关联性，无论是宗教节日、洛桑森格出访、议会会议，或是外国政要访华（美国前总统卡特曾在2011年12月访华）。从任何角度看，每一起自焚事件都似乎是对图伯特领导人的直接反应，或是对他们发出的响亮讯号——这取决于你自己的观点。
从所有这些当中我们可以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如果无人理睬停止自焚的呼吁，如果抗议者的主要目标并非是呼吁国际社会的支持，如果像上面的图表所显示的趋势，抗议者拒绝把维持现状作为一个选择，那么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只能求诸于达兰萨拉彻底改变政策策略。为中国的种种恶行添加更多的伤亡者或是求助于外国政府都肯定不足以扭转形势。那种“到底要看看多少牺牲才能让世界有所行动”的态度也根本无济于事。当“国家之鼓”在图伯特已经震天敲响，当人们把“首相”叫做“国王”，把“自治区”称为“国家”的时候，改变游戏规则的时机就已经来临。现在已经到时候了，图伯特流亡政府应该像达赖喇嘛在1992年所做的那样，宣布“中间道路政策”作废，并且重新就恢复图伯特独立地位进行积极游说。
与10个月前我写第一篇关于这场悲剧性危机的文章时完全一样，我依然深信不疑，达兰萨拉的政策转变是结束自焚抗议的关键所在。就我的理解而言，达兰萨拉才是自焚者们的眼光注视的方向，而不是北京、华盛顿或布鲁塞尔。在这些男男女女引火自焚的时候，他们向他们认同和珍视的合法政府发出了一个讯号。这是一个呼唤行动，呼唤团结的讯号。我确信，他们耐心期盼的不是同情和祈祷，而是明确的指引和领导。第二届特别大会结束之后随即出现的自焚高峰应该当作一个教训，提醒所有的人：消极被动的时代结束了！正如古珠为自焚抗议所写的辩词中所说，“是由于中国对图伯特民众的福祉漠不关心，我们要把和平斗争更加激烈化”。达兰萨拉难道不能采取同样的行动？
译于2012年11月16日凌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