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Body Count
作者：艾略特•史伯岭（Elliot Sperling）
译者：更桑东智（@johnlee1021）
发表时间：2012年09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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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略特•史伯岭（Elliot Sperling） |
人们通常用十个数间隔的整数来组织记忆。但不知何故，对于死亡数字，如果不是整数，如果结尾的数字不是零，反而更容易让人铭记……在特雷布林卡（Treblinka）丧生的人数780,863或许容易让人想起：末尾的数字3或许就是塔玛拉（Tamara）和伊塔•维伦伯格（Itta Willenberg），在被毒气致死后，他们的衣服还紧紧缠绕在一起；或许还有露丝•多芙曼（Ruth Dorfman），在走进毒气室前，她还能和为她剪掉头发的男人一起痛哭……在1940年，被苏联内务部（NKVD）枪杀的21,892名波兰战俘都正值壮年。末尾的数字2或许就是杜别斯瓦•雅库布维茨（Dobiesław Jakubowicz），一位对女儿魂牵梦萦的父亲；或许就是亚当•索罗斯基（Adam Solski），一位在子弹射进头颅的当天还在日记中描写自己婚戒的丈夫。纳粹和苏联政府把活生生的人变成了数字，对于这些数字，有些我们只能通过估计和猜测去追想，而有些则能够相当精确地还原。作为学者，我们有责任追寻这些数字并进行分析思考；作为人道主义者，我们有责任将这些数字还原为人物。如果我们不能这样做，那么希特勒和斯大林改变的就不仅仅是这个世界，还改变了我们的人性。
——提摩西•斯奈德《血色大地》（Timothy Snyder, Bloodlands）[1]
这一段来自《血色大地》结尾部分的文字值得我们铭记在心——这些文字有助于我们抵御一种玩世不恭的观点的诱惑（这种观点据说是源自斯大林）：一个人的死亡或许是一个悲剧，而一百万人的死亡则只是一个统计数字。让人啼笑皆非的是，在那些关心现代图伯特命运的人士中，这样的观点有时似乎要比人们想象的更有市场。这或许是因为，人们一直以来引用的都是图伯特政治领袖们在上世纪80年代采用的数据——在二三十年（这也是一个四舍五入得到的整数，而具体的年数则很少有人提及）的时间里，有120万博巴死于非命。这是一个具有麻痹性并且被广泛接受的数据，尽管这个数据是以相当不可靠和道听途说的方法为基础获得的。事实上，除了那些对情况一无所知的图伯特事业的狂热支持者，几乎没有人认为这个数据具有可靠的证据资料。更多客观的研究者（包括很多图伯特事业的坚定不移的同情者）一直拒绝接受这个数据。120万这个数字主要是来自从1979年起从达兰萨拉派往图伯特的访问代表团，尤其是其中第一个代表团所做的估算，以及对流亡博巴的访谈。在访问团成员中没有任何人曾经受到过人口统计学训练；更为重要的是，即便具备所有的条件，在一个国家计算活着的人口都困难重重，更不用说在渠道和手段极为有限的情况下，要准确计算一个国家过去几十年时间里死者的人数——无论是否受过必要的专业训练——很明显是天方夜谭。
我说这些并非是为了低估发生在图伯特的屠杀（我们无需为曾经发生的事情选择委婉的词语）的残酷程度，只是为了说明任何人都不能在没有认真建立证据基础的条件下得到一个可靠数据。如此作为只会将百万人的死亡浓缩成一个简单的统计数据。那么120万这个数字是否应该就此被置之不理？是的。这并非由于在图伯特高原上未曾发生耸人听闻的事件，而是由于这个数据本身缺乏可靠的基础。在大约1950年到1975年期间，图伯特是否存在群体死亡事件是一个无需争论的问题。但是否是120万？这个问题到目前为止还无法回答。在这一点上，我的观点是即便实际死亡数字或许会远远低于这个数字，但依然会相当惊人。由于无法自由获得中国方面的纪录，精确的死亡数字也因此不得而知。但是发生大屠杀的事实应该是毋庸置疑的。
发生在图伯特的集体死亡事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极少被提及，至少在官方层面一直如此，而且即使提到也只是为了否认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件。在许多年里，人们在流亡政府的官方报告中也很少见到相关记载，或许这部分的是由于（中国）统战部所下达的一道禁令：博巴不许做任何让中国政府难堪的事情（随着时间推移，我们现在知道这道禁令是统战部直接对洛地•嘉日（Lodi Gyari）[2]下达的，最终由达赖喇嘛正式宣布）。这中间所包含的（对中国政府的）奴颜婢膝的程度着实发人深省。然而，历史留下的蛛丝马迹并不总能符合政治领袖们的意愿。
就在几个月前，今年的五月份，现在“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的囊谦县（该县在历史上曾经是上部康区古老的囊谦王国的一部分），当时正在为一个新的建筑项目做开工准备。玉树州也是数起自焚事件的发生地。在过去几年里，图伯特各地和流亡社会一再出现这样自焚抗议行动。当人们为了建一座新的建筑开挖地基时，一些意想不到的让人毛骨悚然的东西突然展现在人们眼前——土层下出现了很多人的遗骸。据说，数量相当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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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往的一切用这样的乱葬坑发出自己的呐喊，过往的一切不会在乎中国政府是否感觉难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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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非常清晰，当地人之间流传的说法是：这些是在1958年被屠杀的僧俗人士的遗骨。1958，图伯特东部地区血腥而恐怖的一年。 |
在玉树州的另一个地方，巴塘（Dpal-thang，此处巴塘为玉树县南部的巴塘乡，不是四川甘孜州的巴塘县——译者注）附近的草原上，更多同样的情形出现在一个房屋建设项目的开工现场：三处满是人类遗骸的乱葬坑。据讲，在这些乱葬坑里有些遗物还没有完全腐烂。坑中还有一些遇害者被扔进坑时所穿的衣服的残片：有俗人的衣服也有僧人的袈裟。有些死者的长发还历历在目。一些老者说，这些乱葬坑也是1958年留下的，后来在1960年左右死于饥荒的一些尸体也被埋在这里。当地动用了数辆卡车才将这些遗骨运走。
20世纪的世界从来不缺乏这样的乱葬坑：巴比雅（Babi Yar）、卡廷（Katyn）、斯雷布雷尼察（Srebrenica）——我们可以列出长长的一份名单。有差不多70年的时间，每一个新的乱葬场的发现还总能引发人们对残暴、罪恶、人类的弱点、怨恨以及极权主义等等的更多反思。人们一直在讨论必须忠实地记录20世纪的血腥历史并以此教育后代，寄希望于他们了解过去发生的事情从而降低悲剧重演的可能性。但即便在这样的讨论中，也明显有范围相当广泛的人存在一种心照不宣的认知——不要拿中国的过去，尤其不要拿中国过去在图伯特的所作所为去惹恼中国。或许正如某些人所想象的那样，尤其对于那些似乎对自由主义思想的毒害“严阵以待”的中国人而言揭露历史事实是一件有害无益的事情，而且也不会引起太多关注。而事实上，让中国人以“躲进小楼成一统，不管春夏与秋冬”的方式继续生活在既有的政治文化里，从而让他们继续顶礼膜拜20世纪最大的大屠杀凶手似乎也是一件合乎礼节的事情。
基于这样的观点，出现任何掩盖和否认在图伯特曾经发生的大屠杀的行为便也不足为奇了。于是，对于在几十年里拒绝公开在图伯特所作所为（更不用说那些可能涉及暴行的有关记录）的中国政府不仅没有进行严厉的批评或谴责，甚至还出现了某种或可以称为“中国式赦免”的纵容：中国在图伯特所做的一切类似于某种自然现象，根本无需经受任何道德评判。而需要接受评判的只是其他一些因素，这其中可能包括选择性地使用公开的（甚至是值得质疑的）中国政府统计数据，以及将图伯特地区的人口减少大部分（如果不是绝大部分的话）归因于人口迁移和流亡。还有一种普遍的、不思进取的抵触情绪：来自流亡政府的记录是夸张而不可信的。不是去追寻夸张背后的真相，而是简单地把这样的夸张作为理由用来否认流亡博巴所提供的证据。因而便出现了下面这样的文字（来自沙伯力[3]笔下）：“（120万）这个数字既非来自目击者的记述也非取自中国的官方统计数字，而流亡者的报告则时常为了取悦于流亡政府而歪曲事实。”好了，这段话至少暗示了在这个问题上确实存在中国官方记录。而浮光掠影的读者或许不会完全理解沙伯力文字中所包含的批评并非指向中国对有关资料的封锁而是指责博巴没有利用这些官方记载，而这些资料是图伯特方面和任何严肃的研究者都无法获得的。这是一种精神分裂症式的观点：首先是对流亡社会的任何记述都不予理会，因为这些记述都是“歪曲事实”的；在这样做了之后又说图伯特方面没有任何“目击者”证词……当然，严肃的研究者对于120万这个数字的不可靠性是不存在真正的争议的：人权观察组织（Human Rights
Watch）早在1988年就认为这个数字无法核实。但是，这不同于（沙伯力之流）对中国统治图伯特的头几十年发生的大屠杀的事实视而不见。
纳仓怒罗（Nag-tshang
Nu-blo）于2008年在达兰萨拉出版的回忆录[4]似乎也属于上文中所描述的那种遭人轻视的记述。回忆录的一些章节中，作者描写了在1958这个毁灭之年在玉树地区（上文中的照片便来自这一地区）所看到的一切，他的父亲在这一年被杀害，而他自己也在这一年沦为阶下之囚。人们可以想象，诸如沙伯力之流（在这个问题上当然还包括谭•戈伦夫）[5]一定会将这些文字视为典型的流亡者的夸大其辞：
我们骑着马沿河走着，开始闻到一些腐烂的味道……过了不久便看到河两岸散布着死者的尸体。他们赤身裸体，浑身紫黑……我已经不再对死尸感到恐惧。再往前走，有很多孩子的尸体，还有的是母亲和孩子抱在一起。在那一片地方总共大概有二十六七具尸体。从头发上可以看出死者多数是女人和孩子……在山坡上有一高一低两个架子……父亲和洛曲（Lochu）坐在那个高架子上。我们到达那里时，每人都念叨着“哦，护法神作证！”大家都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地面完全被尸体覆盖，有男人、女人、僧人、牦牛和马……放眼望去到处都是尸体……
他最终还是被俘获并被送往曲麻莱县，那里已经设立了一座监狱：
我们穿过镇子的时候，除了自己的脚步声其他什么都听不到……进了监狱的大门之后，我们看到前面有一堵高墙……军人把犯人一队一队地往前领，但是当他们走到高墙中间的时候便就不见了……我当时在想，“太奇怪了，怎么回事？”……当我们也走到高墙中间时，一个中国士兵打开了地面上的一个活门，下面是一个很深的洞。黑漆漆的洞里发出一股恶臭。当兵的命令犯人一个接一个地跳进洞里。我能听到他们落到下面地上的声音，还能听到人们在洞里发出痛苦的嚎哭……“太可怜了，这是个孩子！”有人在下面说，他伸出胳膊把我接到下面……
当我走到露天时，我吃惊地看到满满一院子有几百名犯人……往周围一看，我看到还有其他的洞，洞口附近似乎还停放着死尸……
扎巴（Dragpa）说，“有2300个男犯人和1600个女犯人。”厨师总是能准确了解监狱里有多少囚犯……每天早晨，死于中国士兵残酷虐待的死者遗体被运出大门。两名囚犯用一根杠子搬运尸体，他们和杠子拴在一起，尸体挂在杠子下面被运到高墙外面的埋尸点。
这确实看上去是一份很典型的记述。这部回忆录所叙述的死亡与苦难，对于那些曾经读过达兰萨拉出版的有关中国统治下的生活的作品的人来说，应该并不陌生。但这却又是一份非同寻常的文件：它不是一份流亡者的证词，它是一本自传，作者是生活在图伯特境内的一名退休官员，记录了作者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所看到的东西。纳仓怒罗（Nag-tshang
Nu-blo）生于1948年，他后来被从上文提到的监狱里挑选出来并送到中共体制内的学校接受教育。他做过警察、法院干部并最终被提拔为曲麻莱县副县长，正是他幼年时被关押的那座监狱所在地。2006年，这本书在青海西宁以安多方言出版，不久之后被转换成现代标准博伊（即“藏文”）在达兰萨拉发行。（我在此冒昧引用的文字来自尚未出版的英文译本，英文译本根据的是此书最初的安多方言版本。希望能有出版商尽快让英文版得以面世。付出艰辛努力的作者和译者们至少应该得到这样的机会。）若想把纳仓怒罗的证词贬低为“歪曲事实，取悦流亡政府”，肯定是一件枉费心机的事情。
被查禁的大屠杀历史还会通过其他一些渠道突破中国当局强行设置的障碍与缄默。下面这张图片是北京出版的藏学刊物《中国藏学》（Krung-go’i
Bod-kyi shes-rig）1999年某期的一篇文章中的一页：
这一页文字所出自的那篇文章，描述了过去在玉树地区拉布寺（Lab-dgon
monastery）占主流的传统经济结构和经济条件。（下面的这幅地图显示了拉布寺与曲麻莱以及玉树州府所在地结古镇的地理位置关系。）文章提供了这个寺院中不同拉章[6]的相关信息，按主次顺序分别讨论描述了各个拉章的情况，并提到了与这些拉章相关的一些高僧的情况。无论是作者还是负责审阅、编辑这篇文章的人都很可能没有意识到文章中这些枯燥的记录所透露出的信息。事实上，绝大部分读者浏览完文章后也不会做太多思考。但是，如果稍作停顿，将目光扫过页面（无需博伊的阅读知识便可做到），我们便会发现那一段血淋淋的往昔开始浮出纸面：文章提到的当时还在世的寺院领袖都无一例外的死于1958年，就如同在纳仓怒罗走过的地方所看到的那些散布各处的死者一样。
有人一直企图回避和无视有关在图伯特地区发生的大屠杀的各种记载与陈述，但是下面的这张图片让这种企图变得难上加难。早在上世纪80年代，经过整理和分析的中国第一份相当可靠的人口调查数据——这些数据来自1982年进行的人口普查——开始向世人展现一些无法从原始数据中直截了当看出的画面。同样，这是些非常令人毛骨悚然的画面：1982年，在整个图伯特高原普遍的存在男女比例失衡，而事实上，唯一能解释这种不平衡的原因只能是暴力斗争。在整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图伯特高原是范围最大的一片突出地呈现为红色的区域，在这个地区女性人口数量一直高于男性。而玉树正处在这片红色区域中：
此时此刻，如果有人还要否认在图伯特发生的大屠杀的真实性，只能被认为是出于某种恶意的目的。正如很多对其他一些大屠杀的否认，并非简单地是由于某种超然的对统计方法的不同意见。其最终根源还是在于某种政治目的。不错，我们还没有公开渠道获得中国的相关记录；不错，流亡者的记述或许夸大其词；不错，来自达拉萨拉的数据缺少可靠的统计学根据：这一切都是对的。但是，在我们可以得到的记述背后隐藏着一个血淋淋的可怕的真相——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数十年以来，作为一个高度官僚化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定囤积了数量极大的档案资料，这些资料将会让世人彻底了解上世纪50和60年代发生在图伯特的集体死亡的真面目。而中国政府拒绝外部世界获得这些记录，也正好说明了这些资料会让人们从其内容中了解到什么。而有些人只是不成比例地将目光盯住博巴们是如何东拼西凑地收集资料来估量统计悲剧的规模，而不是关注中国政府如何顽固地拒绝公开他们的档案资料以接受外部世界的核查，同时还将图伯特方面的努力看成是弄清死亡数字问题的负面障碍。而这一切也恰好清楚地说明了这些人内心的偏见。
归根到底，中国方面掌握的档案记录必须公诸于众。若想了解发生在图伯特的恐怖和残暴行径，仅仅通过直接的个人记述和其他渠道的间接资料是不足够的。尽一切努力去了解这些暴行导致了多少人被杀害肯定是有必要的。但是让我们回到我在文章开头所引述的评论：同样有必要的是，要尽一切努力将那些被杀害的人看做鲜活的生命，而不仅仅是统计数据。否则不然，我们就是在任由那些大屠杀凶手改变我们的人性。
我们不妨设想，当有朝一日这些档案资料大白于天下的时候，我们应该会在其中找到“嘉央益西索南确珠”（Jam-dbyangs
ye-shes bsod-nams mchog-grub）。他是拉布寺的第三世阿丁朱古，他的名字在《中国藏学》的那一页文章上清晰可见。据我们所知，他生前在安多地区致力于弘扬佛法；和他的前世一样，他在拉布寺的一个属寺驻锡传法，信徒众多。后来，在1958年，在他24岁的年纪上，一切戛然而止。他死了。
（全文完）
【译注】
[1] 提摩西斯奈德（Timothy Snyder），出生于1969年，1997年获得英国牛津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美国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血色大地》（Bloodlands）是一部研究二战前后德国和苏联两国之间若干小国人民遭受集体屠杀的历史专著。有兴趣的中国读者可以从亚马逊网站购得此书的英文精装版。
[2]洛地•嘉日（Lodi Gyaltsen Gyari）曾担任达赖喇嘛特使和西藏流亡政府驻美总代表，多次代表达赖喇嘛与中国方面会晤，也曾经担任国际声援西藏运动董事会执行主席。
[3] 沙伯力(Barry Sautman)是一位政治学家、律师，就职于香港科技大学，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种族政治和中非关系。他有关图伯特事件的一些观点可参见他的论文《殖民主义、种族灭绝与图伯特》（“Colonialism, Genocide, and Tibet”，http://blog.hiddenharmonies.org/wp-content/uploads/2011/07/Sautman-2006-Colonialism-Genocide-Tibet.pdf）
[4]纳仓•怒罗的回忆录，藏文原著名为《纳仓男孩的童年》 于2007年6月由作者自费在西宁出版，中文版书名为《那年，世时翻转：一个西藏人的童年回忆》，于2011年由台湾雪域出版社出版。更加详细的情况请参见唯色女士博客中的有关介绍（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1/03/blog-post_16.html）。
[5]谭·戈伦夫（Tom Grunfeld）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帝州学院(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Empire State college)历史学教授，毕业于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院和纽约大学。他的代表作为《现代西藏的诞生》（The Making of Modern Tibet）。
[6] 拉章，博伊（即“藏文”）的音译，直译的意思为“佛的宫殿”，通常指寺院中朱古（即“活佛”）的宅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