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7月29日 星期日

莫拉•莫伊尼汉:群雄逐鹿蓝毗尼





原文发表时间:2012410



日本佛教徒在蓝毗尼修建的世界和平塔
蓝毗尼Lumbini),这个古老的佛教朝圣地,现在成了各种矛盾冲突的竞技场。尼泊尔的毛派政府正在实施一项耗资数十亿美元的开发计划,这项计划得到了联合国的支持,而资金则来自一些与中共关系密切的投资人。

坐落在尼泊尔西南部密林中的蓝毗尼是佛陀的诞生地,距离印度边界6公里,是一处印度教国度里的佛教圣地,四周围绕着穆斯林村庄,一千年以前便遭废弃,后来又在19世纪由欧洲考古学家发掘出土。今天的蓝毗尼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的世界遗产,也是全世界十亿佛教徒的朝圣目的地。

随着尼泊尔的毛派政府在此实施一项耗资数十亿美元的开发计划,蓝毗尼也成了矛盾冲突的竞技场。这项几乎表面上得到了联合国的支持,而参与计划的国际投资团队中,有很多人是中国的盟友。

2012312日,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宣布计划将在20124月访问尼泊尔,以促进新的蓝毗尼项目。尼泊尔很少有机会接待这样级别的使节。以前只有一位联合国秘书长曾经访问过这个偏僻的喜马拉雅山国家——缅甸的吴丹(U Thant),他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曾在1967年访问蓝毗尼。

据称,受到秘书长潘基文支持的蓝毗尼计划实际上控制在尼泊尔毛派的最高领导普斯帕·卡马尔·达哈尔(Pushpa Kamal Dahal)手中,人们熟知的是他革命时期的化名“普拉昌达”(Prachanda)或“火爆脾气”(The Fierce One)。加德满都的报纸上充满了人们质疑的声音,为什么秘书长潘基文会支持达哈尔做一个佛教圣地项目的主管?他是一个印度婆罗门教徒(Hindu Brahmin),而且是造成巨大创伤的尼泊尔内战的(毛派武装)总司令。

1996年,达哈尔发动叛乱,毛派武装暴力袭击了尼泊尔的村庄,洗劫了银行和商店,屠杀了超过15000名平民,挟持和虐待男人、女人和大量儿童,让这些人为他的“人民解放军”扛枪,这支军队征服了沙阿拉纳王朝(Shah-Rana dynasty[1],并使得毛派最终掌权。

2011年,尼泊尔总理巴布拉姆•巴塔拉伊(Baburam Bhattarai)任命达哈尔担任新成立的“蓝毗尼发展国家指导委员会”主任。达哈尔——似乎在一夜之间——就为项目找来了三十亿美元。资金来源则是一家身份可疑的香港机构,名叫“亚太合作与交流基金会”(APECF)。这个机构由达哈尔和一位名叫肖武男[2]的人以及其他一些与北京的中共领导人关系密切的投资者共同执掌。

达哈尔在2011年访问北京之后成为报纸头条,他无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和成立已久的蓝毗尼发展信托基金会(Lumbini Development Trust)的权威,直接与亚太合作与交流基金会(APECF[3]以及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达成交易。尼泊尔和联合国有关官员谴责这一幕后交易是非法的。

2012321日,一位联合国发言人宣布秘书长潘基文推迟他的尼泊尔之旅,原因是担心尼泊尔政府“缺乏准备”。但是这个项目依旧继续进行。2011年底,未经与尼泊尔旅游业领导们协商,毛派政府仓促宣布2012年为“蓝毗尼观光年”。中国驻尼泊尔大使杨厚兰2011年甫一上任,首先对蓝毗尼进行了正式访问。

迦毗罗卫之旅

蓝毗尼是尼泊尔隐秘的宝藏之一,从加德满都驱车大约需要八个小时,一路穿行于崇山峻岭间的峡谷,谷底是绿松石般的蒂斯塔河。公路蜿蜒向南最后进入德瑞(Terai),那里土地平坦,森林茂密,空气潮湿。

蓝毗尼的摩耶提毗神庙
随着蓝毗尼渐行渐近,一种无形的庄严悄然而降。由迦毗罗卫国(Kapilavatsu)时期古老的砖石围砌成的摩耶提毗神庙(Maya Devi Temple)坐落于此,就在这个地方,公元前6世纪的摩耶王后(Queen Maya)梦见一头白象进入了她的躯干,然后她生下了悉达多(Siddhartha)王子。王子降生后,周行七步[4]并宣称:“天上天下,唯我独尊;今兹而往,生分已尽”。摩耶王后不久便去世了,悉达多的父亲将他扣留在王宫中很多年。一天夜里,王子逃出了王宫,路上他遇见了一个麻风病人、一个乞丐和一具尸体,从那时起,他宣布放弃自己的王国,开始追求解脱觉悟之道。

从天光初启到暮色四合,朝圣者们在这片神圣的土地上鞠躬祈祷,这种虔诚的宁静时或被水泵的吱嘎声所打断,这台水泵从水塘里抽水灌溉干渴的草坪。僧侣们围坐在菩提树下,阵阵祈祷在风中传诵。博巴们挂起的经幡和风马旗将菩提树连成一体。

1978年,日本著名建筑设计师丹下健三(Kenzo Tange)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5],在分别代表小乘(Theravada)和大乘(Mahayana)传承的东区和西区之间,设计了一条红砖铺就的人行步道。在大约一个小时的“寺院之旅”中,你会与来自斯里兰卡、泰国、缅甸、越南、韩国、日本、印度、中国和尼泊尔等国家的僧侣不期而遇,在尼泊尔茂密的丛林深处感触整个亚洲。

蓝毗尼依然还是一个非常神圣的地方,尽管有了些旅馆,但还没有购物中心或豪华度假村,还不是一个像很多报道中所说的一个“佛教迪斯尼乐园”,至少目前还不是。尽管蓝毗尼拥有悠久的历史和人文自然美景,但是当地民众生活贫困。这是一片古老的土地,水牛在稻田里耕作,母亲在柴火上搅拌着木豆,豺狼和秃鹫主宰着黑夜。从两千五百年前佛陀走过这片丛林直到今天,这样的生活一直在延续。

达哈尔与亚太交流合作基金会签订的项目打算兴建一系列豪华旅馆和零售商业网点。一些国际投资人将为项目提供资金,他们中的很多人有着长期的利益关联,这些人要同时关注保持蓝毗尼的圣洁以及如何让当地民众从中获益。

201110月,美国政府取消了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每年一度的捐助。中国则首次捐助了800万美元。卡塔尔提供了2000万美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几十年来一直积极参与促进尼泊尔的教育、科学和文化发展。美国援助的终止留下了一个空间,而中国可以通过被占领的图伯特,用它的财富和与尼泊尔的战略亲近关系轻易地加以填充。深藏在尼泊尔德瑞地区的蓝毗尼现在成为了中国影响力的势力范围。

佛陀土地上的毛主席

那么中国的政治局为何要设法掌控蓝毗尼?很多分析人士相信,其中一个动因是为了削弱达赖喇嘛和其他一些佛教高僧大德的地位,北京认为这些人士是他们在西藏和佛教问题上的政治对手,无论是在过去还是将来。达赖喇嘛仅在1981年被允许对尼泊尔进行了为期6个小时的访问,当时他在蓝毗尼举行了一次祈祷法会。

如果尼泊尔毛派势力和中国之间达成的开发蓝毗尼的计划得到认可,那么达赖喇嘛,这位佛教信仰活着的象征、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流亡印度53年的僧人,将毫无疑问地被拒之门外。

在图伯特爆发的自焚抗议已经给中共造成了一场公共关系的噩梦。中国对图伯特佛教徒有系统的迫害引发了这场危机。中国人民解放军控制了所有的图伯特寺院,僧侣们被迫接受共产主义“再教育”。很多博巴因为捍卫自己的信仰而遭到杀害、逮捕和酷刑。中共宣称要控制“朱古”,即转世喇嘛的选择,并且扬言它将选择下一世的达赖喇嘛,还到处恶言诽谤达赖喇嘛是“纳粹”和“人面兽心的豺狼”。

图伯特难民已经与他们的尼泊尔东道主和平生活了53年,现在却受到来自毛派政府的打击。图伯特喇嘛依然受到尼泊尔民众的高度尊敬,而“图伯特品牌”数十年来一直在给尼泊尔带来游客和财富。但是,在加德满都充满焦虑的集会上,博巴们在思量,随着中国将它的长手伸进毛泽东所说的“西藏的五根手指”——拉达克、尼泊尔、锡金、不丹和阿鲁纳恰尔,该如何继续生存下去?

蓝毗尼与尼泊尔的民族主义

围绕蓝毗尼的争斗,在尼泊尔人中间成为了一个有关民族主义和国家主权的议题。“尼泊尔关注佛教徒协会”(Concerned Buddhist Citizens of Nepal)会长沙坤• 舍尔昌德(Shakun Sherchand)在一封致潘基文的公开信中写道:

 “普斯帕•卡马尔•达哈尔是一个无神论者,一个毛泽东主义的婆罗门。他一再指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是对佛教不杀生(非暴力)原则的侵犯。达哈尔过去的罪行 必须在国际法院受到审判。有可靠的证据证明他与导致15000人丧身的暴行有关。最近,他还受到来自他党内同志的贪污指控,指控他滥用党内资金为自己谋利。

“他既不是民族上的佛教徒,也不是个人信仰上的佛教徒,也从来没有为佛教和佛教徒的权利做过任何理性的贡献。让达哈尔离开‘蓝毗尼发展国家指导委员会’主席的职位并由有见识的佛教喇嘛取而代之是合乎道德的。恳请您建议达哈尔不要打着联合国的旗号,从蓝毗尼开始,损害佛教徒的权利把佛陀的故乡变成战场。”

前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副会长、联合国安理会秘书长助理库尔•钱德拉•高塔姆(Kul Chandra Gautam)对记者米克尔•邓纳姆(Mikel Dunham)说:“联合国介入蓝毗尼事务的主要原则是传播和平文化而不是容忍颂扬暴力。最有讽刺意味的事情莫过于,联合国秘书长在佛陀诞生的圣地与一个冥顽不化的双手沾满鲜血的叛乱领袖共同主持一个会议。佛陀放弃了他的王国,去在全世界传播和平与非暴力的讯息。”

库尔•钱德拉•高塔姆(Kul Chandra Gautam)和杰出的记者卡纳克•曼•迪克西特都受到了死亡威胁。后者曾经指出毛派政府蓝毗尼计划的诸多缺陷。《红卫兵》(Lalrakshak)杂志20121月刊将迪克西特称为“人民公敌”。“保护记者委员会”在2012年的一份报告中记录了,在毛派政府掌权之后,针对新闻记者的谋杀出现了一个高峰。

在加德满都,一位德高望重的尼泊尔佛教徒说:“中共在图伯特和中国摧毁了数千座佛教寺院,对佛教徒进行迫害,他们官方将佛教称为‘一种需要根除的疾病’。他们想得到蓝毗尼,这样他们就可以控制我们信仰的未来,控制那些他们认为对共产党构成威胁的东西。全世界的佛教社会应当对此予以密切关注。”

蓝毗尼、图伯特和全球佛教徒对话

中国不断在亚洲推进它的霸权野心,同时还要努力掩盖中共政治局内部激烈的派系斗争以及中共帝国到处爆发的统治危机。在这样的形势下,蓝毗尼成为了象征主义与真理之间角力的战场。

有一种力量可以遏制毛泽东主义的暴力信条,那就是全世界十亿佛教徒。博巴们是这个全球僧伽团体中的重要部分。在目前这个灾难性的时刻,对蓝毗尼的争夺为图伯特提供了一个机会——在全球佛教徒对话机制内赢得支持。

是时候把全世界的佛教徒动员起来问一个问题了——谁将决定蓝毗尼的未来?是毛泽东还是佛陀?



译注:


[1]沙阿王朝(Shah Dynasty17682008)是尼泊尔历史上最后一个君主制王朝,由尼泊尔西北部的廓尔喀公国第10代王公普里特维·纳拉扬·沙阿(Pritthvi Narayan Shah)于1768年建立。沙阿王朝在政治上有较大成就。它实现了大尼泊尔的第一次完全统一,奠定了现在尼泊尔的版图,是尼泊尔民族国家形成的时期,但其文化成就不及前代马拉王朝,其统治后期已经使尼泊尔沦为世界上最落后的国家之列(1971年被联合国评定为最不发达国家)。沙阿王朝是个多灾多难的时代,其历史可分成:前史、开国与君主专制时期、拉纳家族独裁时期、第一次立宪君主制时期、潘查亚特体制时期、第二次立宪君主制时期。2008528日,尼泊尔国会宣布废除君主制,成立尼泊尔联邦民主共和国,立国达240年之久的沙阿王朝宣告结束。——来源“百度百科”
[2]肖武男,男,19645月出生于北京,籍贯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研究生毕业。曾在中国工商银行、对外经济贸易部、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等部门工作。现任亚太交流与合作基金会执行副主席,联合国宗教理解与合作组织(NGO)国际主席,中国社会经济文化交流协会副会长,伦敦牛津经济研究院(Oxford Economics)高级顾问,以色列海法大学(University of Haifa)董事局执行董事,美国克莱蒙大学(Claremont Graduate University)高级研究员,韩国东国大学(Dongguk University)客座教授,北京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名誉主任,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中国鉴真佛学院荣誉院长,荣誉博士学位。——“亚太合作交流基金会”网站
[3] 原文中为APEC(即“亚太经合组织”),对照上下文,此处应为作者笔误,应当为上文提到的“亚太交流与合作基金会”(APECF)。查阅有关资料,亚太经合组织没有参加蓝毗尼项目。在2011715日在北京签订有关蓝毗尼 项目的“合作谅解备忘录”及“协助蓝毗尼(尼泊尔文化特区)特别开发区框架设计”等文件的是亚太交流与合作基金会和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可参见“亚太合作基金会”官方网站。
[4] 此处原文中为“五步”,但根据有关佛教故事和经典记载,佛陀降生后“周行七步,步步生莲”。因此在译文中改为“七步”。
[5]丹下健三(KenzoTange1913年生于大阪,1938年从东京大学建筑系毕业,1949年,在广岛原子弹爆炸地点原址建造和平中心的设计比赛中胜出,开始在国际上崭露头角。丹下健三强调建筑的人性,他说:“虽然建筑的形态、空间及外观要符合必要的逻辑性,但建筑还应该蕴涵直指人心的力量。这一时代所谓的创造力就是将科技与人性完美结合。”1987年他获得成为普利兹克建筑奖。1964年东京奥运会主会场——代代木国立综合体育馆,是丹下健三结构表现主义时期的顶峰之作,具有原始的想像力,达到了材料、功能、结构、比例,乃至历史观的高度统一,被称为20世纪世界最美的建筑之一。日本现代建筑甚至以此作品为界,划分为之前与之后两个历史时期。而他本人也赢得日本当代建筑界第一人的赞誉。
1970年,尼泊尔王国政府正式开始对蓝毗尼的开发,并同时成立了蓝毗尼开发委员会。197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蓝毗尼开发委员会委托日本建筑工程师丹下健三(KenzoTange)对蓝毗尼园进行设计规划。此规划分为三个部分:一、花园圣地,为文物保护区,以阿育王石柱、菩提树、水池、摩耶夫人庙和遗留下来的砖墙为主;二、寺院区,以各国佛教组织援建的寺院为主;三、花园区和寺院绿化区,除建筑物和路面,其它地区皆为绿化区。蓝毗尼园总占地面积约770公顷。1985年,蓝毗尼开发委员会更名为蓝毗尼发展信托基金委员会。

2012年7月5日 星期四

莫拉•莫伊尼汉:博巴在尼泊尔——消失的庇护所(第二部分)



    者:莫拉•莫伊尼汉(Maura Moynihan
    者:更桑东智(@johnlee1021
发表时间:201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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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310日的加德满都

今年的310日是1959年拉萨起义的53周年,散布在印度和尼泊尔的图伯特流亡社区都举行了纪念活动。在2001年比兰德拉国王(King Birendra)遇害之前,博巴们都会聚集在博达纳大佛塔(the great Stupa of Boudhanath)前举行纪念活动,有很多尼泊尔王室成员站在达赖喇嘛的代表的旁边,并且会用尼泊尔语高声朗读一份声明表达对图伯特的支持。在90年代后期,纪念活动中部署的警力开始增加,活动也经常以小规模的警民冲突收场。但是在过去的10年里,纪念活动中尼泊尔安全部队的人数急剧增加,甚至超过了参加守夜祈祷的博巴人数,同时也变得越来越暴力。很多的博巴在当场就遭到殴打和逮捕,并随即被加进“监控名单”而受到持续的监控和骚扰。
2012312日,在博达哈(Boudha)的喜绕林寺(Sherap Ling Monastery)博巴举行了一个小型的集会。一大队尼泊尔警察站在寺院外面戒备,还有便衣特工在守夜活动现场招摇过市。仪式结束后,逃回家的博巴遭到警察极为蛮横敌对的入户追捕,这些警察还用包着铁皮的警棍驱赶僧人和学生,并且威胁那些质疑他们无端使用武力的记者和西方观察人士。
西方外交官目睹了一次在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门前,数百名尼泊尔警察配备盾牌、枪支、手铐和警棍,将20名博巴团团围住。2012314日,2008年拉萨起义4周年纪念日,在加德满都山谷有至少70名博巴遭到随意逮捕。警察还袭击了很多尼泊尔人。一位做旅游生意的尼泊尔人当时刚巧路过斯瓦扬布纳特佛塔(Svayambunath Stupa),有很多博巴居住在那一带。这位尼泊尔人说:“警察拦下我们的车,把我的妻子拉下车盘问,仅仅是因为她身上披着一件和袈裟的颜色一样的大披巾。我们看到警察将僧人拉下大巴,还殴打孩子和年轻人。”
尼泊尔内政部的一位高级官员说,“中国在尼泊尔的头号兴趣就是图伯特难民:他们已经拥有所有在尼泊尔的博巴的详细档案。”中国官方将达赖喇嘛看成“分裂主义者”,并坚持认为达赖喇嘛在尼泊尔和图伯特运作着一个规模庞大、资金雄厚的间谍网,是对“国家安全的一个威胁”。其实,任何去过达赖喇嘛的流亡地达兰萨拉的人都了解,图伯特流亡社区是一个规模有限的,脆弱而贫困的社区。但是中国官方推动的咄咄逼人的宣传加上资金诱惑,使得人们日益将图伯特难民看成是敌对和危险分子。
一位最近逃到尼泊尔的28岁的博巴说:“我从市场回家的路上被拘捕,因为我没有居住证,尽管我想申请一份居住证,成为一名合法的寻求庇护者。那些警察非常暴力。他们用棍子抽打我的身体和脚底板,嘴里还喊着‘图伯特狗’(Bhote Kukkur)。我被释放的时候甚至无法走出监狱,只能爬着出去,他们一边踢我一边大笑。”
博巴们在加德满都实际上已经在各个方面失去了行动自由。在急剧增加的来自警察的侵害之外,博巴们还越来越多受到来自当地黑帮有针对性的暴力袭扰。很多人相信这些黑帮得到了中国特工的资助。一位在加德满都附近的旅游点泰米尔(Thamel)从事纺织品生意的流亡博巴说,“如果我们晚上出门,这些黑帮会截住我们的车辆,抢走所有的钱财珠宝,还会袭击妇女,但是我们无法报警,因为警察的作为和黑帮一样。”

合法地位与文件

1998年,尼泊尔政府停止向1989年以后在尼泊尔出生的博巴签发难民卡(RCs)。这些在尼泊尔的年轻的第三代流亡博巴,现在成了“黑人黑户”,他们无法获得任何有效的身份证明、居住许可或是旅行文件,甚至连正式的尼泊尔出生证明现在看来也得不到了。
有一位来自博卡拉(Pokhara)的年轻博巴在加德满都获得了医学学位,希望成为一名医生,但是在他的出生地尼泊尔却得不到行医许可。这一切都是由于他民族属性和难民地位。2011年,中国特工胁迫在博卡拉的一家尼泊尔银行的经理解雇了一名已经工作了7年的图伯特妇女。一位27岁的来自博卡拉的博巴说,“申请工作的时候,他们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是不是博巴。然后你就只能空手而归了。”
那些住在破败不堪的帐篷难民营中的最贫困的博巴们在情感上最容易受到图伯特危机的影响,他们最有可能甘冒巨大的风险去参加政治性的抗议示威。
2011112日,一位名叫索朗曲登(Sonam Choedon)的图伯特妇女在贾瓦拉科尔(Jawalakhel)把身上浸满煤油试图自焚。警察制止了她并将她带去一家医院接受烧伤治疗。113日,住在印度的25岁的图伯特难民喜饶扎多(Sherab Tsedor)在印度首都新德里的中国驻印度使馆门前点火自焚。
有报道证实,作为对这些发生在流亡博巴中的自焚事件的回应,尼泊尔内政部发表声明说,尼泊尔政府将很快重新检视针对图伯特难民的政策,而这些政策很可能变得更加严厉。20111113日,来自内政部的Sudhir Kumar Sah对媒体说:“博巴开始用自焚的方式进行抗议,这使得尼泊尔政府面临非常困难的局面。尼泊尔政府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我们不允许任何违背我们邻邦利益的活动。随着局势的发展,尼泊尔政府最终或许只能削减向居住在尼泊尔的博巴提供的所有便利措施,甚至包括他们的行动自由。”
一位出生在加德满都最老的图伯特难民营贾瓦拉科尔的图伯特记者说,“我们感觉遭到了软禁。我们出入自己的家门都受到监控。我们的电话被切断。我们知道这是来自中国的压力在起作用,我们的社区网络被肢解的四分五裂。我们甚至再也无法像过去一样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开会。因而,我们也无法制定任何计划去应对尼泊尔方面的针对博巴的政策变化。”

逃亡与遣返

博巴的流亡路线是世界上最为漫长和凶险的逃亡之路:徒步穿越喜马拉雅山脉。以前,那些能够逃过珠穆朗玛峰的险峻山坡和边境上的中国巡逻兵的流亡者会受到联合国援助人员的救助,但是近年来,联合国难民署(UNHCR)已经不被允许在边境地区开展工作。
由于在边境地区失去了国际监督,想要记录被遣返的案例非常困难。一个叫扎西的年轻流亡者和其他五个和他年纪相仿的同村的博巴,在20119月中旬进入了尼泊尔。这六名年轻人为了从拉萨到达尼泊尔边境,每人给向导支付了6000元人民币(大约943美元)。这几个人在9月中旬到达尼泊尔之后,扎西和其他人走散,国际声援图伯特运动(ICT)在三个月之后证实了他遭到遣返。
就在同一时间,一个有23人的博巴流亡团队在边境地区遭到拘捕,其中有很多还不到10岁的儿童。他们在加德满都的尼泊尔移民部被关押12天之后,被移交给了联合国难民署,尽管中国使馆施加压力试图将这些人遣返并移交给中国的边境警察。
两名美国国会议员,史蒂夫•夏伯特(Steve Chabot)和詹姆斯•森赛布伦纳(Steve Chabot)在9月下旬到10月期间访问了加德满都,并公开发表声明称美国支持图伯特难民。114日,美国众议院拨款委员会(House Appropriations Committee)的共和党委员弗兰克沃尔夫说,如果尼泊尔不向去美国寻求庇护的博巴签发离境签证,他将设法中止美国对尼泊尔的资金援助。(2010年,美国国际开发署向尼泊尔提供了5600万美元的资金援助)。1120日,美国驻尼泊尔大使斯科特•德里斯(Scott DeLisi)的文章在《加德满都邮报》发表,当时尼泊尔外交部长Narayan Kaji Shrestha正在访问拉萨,他在那里说,绝不允许在尼泊尔的土地上从事任何“反华活动”。

博卡拉(Pokhara

目前有大约3000名流亡博巴居住在博卡拉难民营。这个难民营的学校和医院由雪狮基金会(Snow Lion Foundation)和来自欧洲的非政府组织(NGO)出资建造,但是与设在达兰萨拉的流亡政府(CTA)没有任何关联。
博卡拉曾经是“四水六岗护教志愿军”的流亡总部,但现在已经成了一座中国人的城市。在这里的湖边旅游区曾经有150家博巴经营的商店,而现在只剩下12家。中国人掌控了这个地区的商业,各处的酒店、餐馆和商店都是面向中国游客。2011年,配备枪支和警棍的尼泊尔士兵首次在博卡拉禁止了所有为达赖喇嘛祝寿的庆典活动。(在加德满都,达赖喇嘛的生日庆祝活动从2008年拉萨起义发生后便遭到禁止。)
美国国际开发署资助了一个由技术服务组织(TechnoServe)和雪狮基金会(SnowLion Foundation)合作创办的项目,在博卡拉定居点创建有机农场。在这个项目的陈述书中写道:“生活在印度、尼泊尔和不丹的流亡博巴所面临的经济挑战严重制约了流亡社区的维系和流亡博巴人生愿望的实现。博巴定居点经济发展计划(EDOTS)是一个难得的机遇,这个计划可以为人们创造可持续和可复制的谋生之道,并将减少流亡社区的人口流失。这将保持流亡社区的完整性,从而保持博巴的民族认同感以及文化和语言传统——这是图伯特流亡社区的一项关键目标。博巴定居点经济发展计划(EDOTS)将展示一种规模适应性强的经过改进的有机农场和劳动力开发模式,这一模式能使得参与计划的农民的产量和收入获得10%的增长,而得益于劳动力开发计划的介入,人们的工资也将提高10%。”
但是,博卡拉的一位图伯特流亡社区领袖说,“我们得到的援助文不对题:我们不需要新房子。如果你没有合法的居留文件,既找不到工作也不能送你的孩子去学校,房子不能带来任何好处。达赖喇嘛做了很多努力让图伯特流亡儿童接受教育,因此我们有一代受过教育的年轻人,他们希望融入尼泊尔社会,却不得其门而入。我们在这里已经居住了超过50年。我们的年轻人没有未来。重新选择定居地是我们唯一的选择。”

21世纪的生存之道

博巴们成为失去祖国的流亡者已经53年了,成为世界上仅次于巴勒斯坦人的历时最长的未获解决的流亡危机。达赖喇嘛是全球最受尊重的人士之一,博巴的遭遇得到广泛同情,但是这些同情并没有转化成对散居在印度次大陆的成千上万流离失所的图伯特流亡者的物质支持。
在尼泊尔的图伯特流亡者们的选择还受制于尼泊尔脆弱不堪的治理状况,这个国家经过了长期破坏性的内战,有15000人丧身,数千人受酷刑,遭到战争创伤或是被逐出家园。尼泊尔带着2800万贫困人口进入21世纪,努力从一个绝对君主制国家向共和国转型。加德满都受困于污染、人口过量和长期的水、电、石油短缺。
2011年,尼泊尔毛派政府驱逐了两个联合国机构,联合国尼泊尔特使团(UNMIN)和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OHCHR)。这两个机构当时尚未完成他们调查战争罪行和将战争凶手绳之以法的工作。新宪法还有待起草和批准,因此,图伯特和来自其他地区的难民的地位依然悬而未决,这种状况在可以预计的未来不会有什么改变。
尼泊尔地处喜马拉雅山区之要冲,湿婆和佛陀的住所,是连接中国和印度的独一无二的缓冲国。随着国王时代被共产主义势力所替代,这个国家正在蹒跚地走向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在历时15年的暴乱中,毛派势力并没有给农村的穷人们带来食物、课本或医药。他们带来的只是长期战乱导致的战斗疲劳症、步枪和手榴弹、红色高棉式的酷刑技巧和红卫兵式的革命歇斯底里。当前毛派在尼泊尔掌权让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南亚获得了一个立足点。
中国在尼泊尔日益扩张的影响力使得与印度的关系变得错综复杂。印度外务部长贾斯旺辛格最近说,“中尼关系日益升温……而尼印关系则渐入寒冬。”
冷战时期,中国是喜马拉雅地区一个令人忧心而遥远的存在。印度曾经是,目前依然是尼泊尔最大的外国援助者和石油以及其他重要商品的唯一来源。1962年中印战争之后仓促缔结的《印度尼泊尔和平友好条约》允许两国公民无需护照或签证在彼此国家自由往来。有超过800万尼泊尔人在印度生活和工作,但是,尼泊尔的毛派在2008年开始提出动议废除与印 度签订的条约中的一些条款,转而鼓励加强与中国之间的关系。在90年代初的“人民运动”( Jana Andolan)爆发之前,中国从来不是在尼泊尔占主导地位的外国势力。而现在,中国的影响力在尼泊尔无处不在,中国的工程技术人员正在扩建“中尼友好公路”,并在图伯特与尼泊尔边境一线开发各种项目。加德满都到处是旨在促进“中尼友好”的各类新设机构组织,包括贸易往来、学术会议、文化展示和旅游观光。
随着毛派当权以及他们与北京的关系日趋密切,在尼泊尔的图伯特难民的整合变得越来越难以为继。为难民重新选择定居地既可以缓解尼泊尔政府面临的压力又可以让图伯特难民脱离危险。在20062007年,美国政府提议安置5000名在尼泊尔的图伯特难民,但是毛派政府拒绝为这些难民签发出境许可。
2011年,三名美国国会议员致信尼泊尔总理巴塔拉伊,提请他适时地关注图伯特难民的地位问题。通过提出这个问题,美国政府可以和尼泊尔政府重开对话,讨论有关流亡博巴的合法居留文件、难民获得应有保护以及难民的重新安置等问题。美国已经对80000名生活在尼泊尔的不丹难民进行了重新安置,那么是否能以此为杠杆再度对人数少得多的图伯特难民进行重新安置?
尼泊尔和图伯特之间有着跨越若干世纪的交往历史。在过去的53年里,尼泊尔人给予了图伯特流亡者慷慨的庇护,尼泊尔人民和图伯特人民之间依然保有着牢固的友谊。让我们共同期盼这样的友谊不要成为中国崛起的另一个受害者。由于图伯特危机日趋恶化,短期的前景黯淡渺茫,但是正如在加德满都的一位图伯特喇嘛所看到的,“尼泊尔人开始质疑为何中国人如此强力控制他们的图伯特邻居,很多人在问:我们会不会是下一个图伯特?”
(全文完)
201276日凌晨 译于京城西郊